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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任 动

张伯驹（1898-1982年），河南项城人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，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诗词学家、京剧艺术家。张伯驹是民盟中央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，同时也是民革前辈，曾牵头创建北京中山书画社，并担任首任社长。

张伯驹非常注重家庭建设，涵养了良好的家风家教和家文化，张伯驹及其家人秉持先大家后小家、为大家舍小家的信念，体现了积极向上的家庭追求和高尚的家国情怀。

著名文博专家史树青赞誉张伯驹为“民族英雄”。史树青曾说：“民国时期，国家积贫积弱，许多珍贵文物不是毁于战火，就是被外国人廉价买走。面对民族文化危机，张伯驹先生挺身而出，不惜典屋鬻钗，甚至倾尽家财，把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，还有最早的卷轴山水画隋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等一大批国宝保存下来，捐献给国家，这是在延续、拯救中华文明，当然是民族英雄！”

《春游琐谈》收录的张伯驹第一篇散文随笔《北京清末以后之书画收藏家》，对北京清末以后的书画收藏家进行了介绍和点评。张伯驹认为，北京清末以后的书画收藏家“功罪各半”。其罪在于，“有因而流出者”“更有外邦之剽夺”。北京清末以后的书画收藏家让大量国宝流失海外，这使得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张伯驹痛心不已。

毋庸讳言，古今中外为数不少的收藏家，“其旨在图利，非为收藏”。张伯驹则不然，每遇书画神品，他常常不惜代价，豪掷千金，甚至“于急景残年鬻物举债以收之”，其目的是“不能出境，以致流出国外”，体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。在《丛碧书画录》序言中，张伯驹说：“自鼎革以还，内府散失，辗转多入外邦。自宝其宝，犹不及麝脐翟尾，良可慨已。予之烟云过眼，所获已多。故予所收蓄，不必终予身为予有，但使永存吾土，世传有绪，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。”这段文字可以看作张伯驹鉴藏观最为集中的体现，亦可见张伯驹的伟岸人格和爱国情怀。

1941年6月，张伯驹在上海被汪伪特务绑架，被索要300万元的天价赎金，张伯驹对妻子潘素说：“宁死魔窟，决不许变卖家藏。”他对书画文物的珍爱，已经超过了自己的生命。张伯驹曾自述：“黄金易得，国宝无二。我买它们不是为卖钱，是怕它们流到外国。”可以说，对于书画文物，张伯驹不仅是收藏，更是抢救，他用自己的睿智和坚定信念守护着中华文化，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很多国宝流失海外，所以他超越了一般的收藏家，其“护藏国华”的种种壮举，体现出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怀。

1952年1月22日，张伯驹在一份诉讼答辩中说：“为保存研究国家文物，我们能致富而不致富，能享受而不享受，不作我们的私产，到我们的研究工作终了，交给国家。”1952年，张伯驹、潘素夫妇将《游春图》捐赠给故宫博物院，同年，把《上阳台帖》通过中共中央统战部赠送给毛泽东主席，毛泽东随后交给故宫博物院收藏。1956年，张伯驹、潘素夫妇把晋代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唐代杜牧的《张好好诗》、宋代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等8件国宝级书法绝世珍品捐献给了国家。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给张伯驹签发“褒奖状”，“特予褒扬”张伯驹“化私为公，足资楷式”的无私高尚的捐赠行为，感谢他对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。

作为知名艺术家期货无息配资炒股，张伯驹经常告诫家人子女，从事艺术工作要做到德艺双馨，认为艺术除了审美作用，还要能够加强对人们的德育教育。他说：“从事美术的人所负的责任极为重要，不仅要在工作岗位上用创造来提倡人民爱国的风气，更应该艰苦努力扭转社会上流行的可怕恶习。”张伯驹既尊重传统，又秉持开放包容，强调艺术作品的思想性。他认为，艺术家的创造，要有“浓厚的中华民族的色彩”，也要“富于思想性”，因此，艺术家的“工力法度足够具备后，应当再丰富思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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